燕国青铜器概述

    周武王灭商后，封召公于北燕。西周燕国的青铜器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及辽宁喀左马厂沟等地均有重要发现。春秋以后，随着燕国地方经济的发展，国力增强，到了战国时期，已成为北方大国，是七雄之一。青铜器的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河北易县燕下都发现了铸造兵器及钱币的青铜手工作坊遗址；在燕下都、北京呼家楼和韩家潭、承德八家子等地发现了燕国的刀币，甚至有的窖藏多达数百斤，这些都是当时燕国青铜冶铸业高度发达的反映。1966年燕下都老姆台出土的青铜饕餮纹铺首,形体巨大,高达74.5厘米，宽 36.8厘米。1970 年燕下都东贯城出土的青铜楼阙形饰件，下部方銎四面饰以浮雕镂空献禽、庖厨等纹饰，上部呈楼阁形，中为坐人，其侧有乐人，屋顶中间立二鸟，四脊有伏兽，结构复杂，生动地反映了燕国贵族的生活。尤其是1982年江苏盱眙南窑庄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燕国青铜器重金壶，肩腹部有镂空螭龙纠结状铜套，上面饰梅花，其上还有一道横箍及4个伏兽、4个铺首衔环，细部饰以错金云纹，精巧富丽，代表了燕国青铜冶铸业的较高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青铜礼器在燕下都、北京通县中赵甫、唐山贾各庄、承德平房、涞水永乐店等地均有发现，传世品有郾侯载簋、豆、重金区及氏壶等。而燕下都、北京昌平松园、怀柔水库等地燕国墓葬出土的陶质仿铜礼器也反映了当时燕国青铜礼器的情况。综合上述发现，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青铜礼器与中原地区器物的类别和组合、器形与纹饰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如燕下都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墓 M31随葬铜鼎 2件、豆 1件，唐山贾各庄战国初期墓 M18随葬铜鼎、壶、豆、盘、簋、勺及各1件。它们的纹饰均以蟠螭纹为主，与中原地区相同。

　　由于所处地域的不同，燕国青铜礼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首先，由于燕国地处北方，离成周较远，因而保存西周以来青铜礼器的传统特点较多。这种守旧的作风在纹饰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在鼎足的上部、鼎耳及盘耳上端平折部分仍多饰以饕餮纹。象燕下都M31:1铜鼎、M28:42铜鼎及唐山贾各庄 M18:5铜盘均是如此。这种仍旧喜欢饰以商周以来饕餮纹的作风，在燕下都及北京韩家潭等地出土的半瓦当上也有鲜明的反映。其次，在器形上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铜鼎，一般腹部较深，三足较高，但又与楚国的细高足不同；鼎盖较平而中部微凸，下部斜折成钝角，又与齐国的折为直角的平盖鼎不同。且鼎的附耳多外侈，有的上端外折呈平耳。尤其是在唐山贾各庄及燕下都出土的平面呈椭圆形、颈部有两个圆环形附耳的鼎(或称为敦形鼎)以及双环耳圈足簋，均为其他地区所少见。第三，在纹饰上，春秋、战国时期燕国青铜礼器镶嵌的人物纹，其题材内容主要是狩猎纹，例如唐山贾各庄M5出土的狩猎纹铜壶，与中原地区的水陆攻战纹就不同。再有，在铜器上还常饰以纽结之纹以及蹲兽纹、鱼纹、鸟纹等，这些可能与燕国和内蒙古、东北地区毗邻，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有关。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青铜礼器相比较而言，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战国初期青铜器与燕国青铜器比较接近，因此，可以划分为一个类型，而和三晋、齐鲁、楚、秦的青铜器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兵器出土与传世品较多，例如燕下都第23号遗址南部 1号灶的东部火膛中出土 108件铜戈，其中 100件有铭文，其特点是器体厚重，胡部多有1-3个，内部较长，有的内下缘呈凹刃，有的内下端呈缺角状。铭文大多为铸铭，且多为燕王(侯)监制，例如Z1:58戈，胡部铸铭：“郾王喜造御司马”。Z1:2戈，内部铸铭：“郾王职作萃锯”。又如1958年燕下都出土的戈，铭为：“郾侯载作萃”，将戈称为锯、或，也是燕国青铜兵器的特点。

　　此外，在燕下都高陌村东等地还出土了铜镜及四山镜范，在燕下都第22号遗址、北京怀柔水库战国墓、天津张贵庄战国墓等均出土了铜带钩，说明战国时期燕国青铜服饰器的生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